算起来，他们算得上是武好古的腹心了。所以都希望武好古可以称帝，这样他们也就不失封侯。有了封侯之位，富贵也就可以传承下去了。
可武好古偏偏要天下为公！这是什么意思？不当皇上了？那么下面的人怎么封侯？怎么一代代把富贵传下去？
想到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富贵，有可能传承不下去，这些人也开始抱怨起来了。
“……你们天津豪商算好的了，能保住一些元老的位子，不让当官的欺负就够了。你们谁家没有几百万？还怕没有富贵？咱们这些人才头疼啊！眼看都是开国功臣了！可执政偏偏不肯正大位？咱们怎么办？”
“可不是嘛！共和军不比宋军，各种油水一大堆，咱们这里真是清水衙门！制度严格，除了战利品就没得捞了。要是再没个功臣，那不是白辛苦了吗？”
“是啊！执政怎么就不当皇上呢？”
“他当皇上多好啊！他要当了皇上，咱家至少能有个侯……”
“要不……咱们来个劝进吧！”
不知道是哪位，脑子挺活络的，居然想到了劝进！
“是啊！”一个元老一拍大腿，“咱们不是可以选举执政，制定那个法律吗？那干脆就开个会，选执政当皇上！”
“皇上也可以选举吗？”
“没说不能啊！咱们又不选别人，就选执政当皇上，有什么不可以的？”
“也对！那咱们这儿多少人？都有谁支持，有谁反对？看看够不够数？”
“是啊，谁反对？有人反对吗？”
“没有，咱们都支持……”
……
跑到辽阳府的元老们自说自话在选举皇上的时候，武好古暂时离开了辽阳府，去了旅顺府，迎接泛舟而来的南方大儒。
现在已经是政和三年夏，也就是西历的1113年了。《天理说》和《实证论》已经传播了十几年。距离纪忆带回西哲经典的时间，也过去了整整五年。
可别以为这个时代西学对儒学的冲击比不上后世的满清，满清拥有完善的理学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西学的冲击。
哪怕到了清末风雨飘摇的时代，也还有大儒可以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豪言……虽然清末的这位大儒好像搞不清楚什么是体，什么是用！
但是北宋末年根本没有一个变得顽固保守的理学可以用来抵御西哲。
此时的儒学正处于探索和寻找“工具”以及“世界观”的时代。
以天理说为基础的世界观，加上实证论、理性论、分析论（逻辑论）这些“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哲学工具，对于一部分想为儒学寻找突破口，以对抗释、道的大儒而言，根本就是至宝！主动吸收都来不及，谈什么抵抗？
甚至连教主道君皇帝，也用这一套东西来改良道教，推出了逻辑上相当完美的道德宗。
顺便提一下，北宋的儒学改良和理学的产生，究其原因，就是为了对抗佛教、道教的思想。
但是儒家始终没有得到可以“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的哲学工具（儒家不是没有探索自然的想法，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佛教和道教中取经，因此才会出现“三教合一”的路线。
正是基于这样主动寻求突破的历史背景，这个时空的“西学东渐”发展的极为顺利。
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仍然反对《天理说》、《理性论》、《实证论》以及《分析论》。但是这些反对者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压根提不出任何道理。
所以在当下仍然可以称为大儒，受到武好古邀请的，也只有理性派、实证派、天理教和理学四个学派的鸿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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