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元符二年的秋日，身处黄河岸边的清州城内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这座小而繁华的城市，将会因为眼下正在进行的一场辽宋和谈而名载史册，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所开启的地点。
实际上开启这个新时代的必要条件，在北宋末年都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个朝代在立国之初，就已经摆脱了旧时代的士族门阀和与之配套的庄园经济。这大约也是赵大可以非常容易的推行“杯酒释兵权”政策的原因，他在北宋开国之初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庞大的扎根很深的士族门阀集团，而是一群根基相对浅薄的世兵集团。
五代世兵的根基并不是乡村宗族，而是居住在大城重镇之内的武夫之家，家族规模较小，动员能力也显得不足，而且在五代乱世中遭遇了重创。譬如魏博镇世兵牙团被朱温、罗绍威（节度使）联手诛灭。成德镇牙兵又在内乱和后晋军的讨伐中损失殆尽。强大的幽州镇牙兵集团则被辽国控制，逐步演化成了燕云豪强——在辽国羽翼下的幽州牙兵后裔倒是完成了由世兵向世家的转化，因此其中的一些世家甚至演化成了后来蒙元的汉侯！
不过在宋朝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在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昔日的世兵集团早就不复存在，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城市工商阶级——在禁军云集的开封府城，世兵后裔转入工商的现象尤为普遍，毕竟世兵家族也不计划生育，子孙繁衍众多，也不可能都在禁军谋到差事，转入工商谋生也就非常自然了。而且赵家太祖开国的时候又鼓励一帮交出兵权的军阀去发财，想要发财当然不能靠种地，涉足工商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发展到了北宋末年，开封府、大名府、应天府等地的工商巨富们，都和北宋的开封禁军、河北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体的！而北宋的工商地位较高，在北宋的几次变法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商人和宰执之间的斗法，最后都不了了之的原因也在于此。
大宋宰执们的刀子再快，也宰不得开封禁军将门，因为大宋官家就是靠他们去控制开封府和河北的那些“假禁军”的。有了这些“假禁军”保驾，那些能够“御武”的文官才会服服帖帖地做皇权的奴隶。
否则，开封禁军将门一旦被宰执们清洗了，开封禁军就会沦为宰执们的工具而不是皇权的工具。好像也没谁规定过文官不可以黄袍加身吧？
所以凶得不得了的韩琦也就是欺负一下没有根基的狄青、焦用，开封府城内那些祖宗特牛逼的将门资本家、将门艺术家，那可都是老韩青天的好朋友和儿女亲家啊！
实际上，北宋官家的权威，就是建立在来自乡村或江南的科举士大夫和以汴梁为主要舞台的禁军将门之间的平衡之上的。
另外，北宋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门荫规则——门荫官儿大部分是武资，也就是说那些牛逼哄哄的文官大青天的子孙有很大概率会演变成将门子！
比如韩琦的子孙到了南宋就演变成了将门，那个做了权相主持开熙北伐结果被“函首至敌”的韩佗胄（韩琦的曾孙）就是武官出身，他大概也是两宋历史上唯一一个由武官任宰相之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门荫规则的存在，早年被赵家天子用来“御武”的名相们的子孙，现在大多变成了将门子，和原先的老将门同流合污，也变成了“官僚地主资本家艺术家”综合体的一员了。而神宗、哲宗扶植起来的，以南方士大夫为主的新党，实际上就是用来斗这些“官僚地主资本家艺术家”的。
不过斗归斗，斗死斗垮也是不行的……
在北宋开封府的将门资本家圈子里面混了不少时间的武好古，自然已经搞清楚了北宋的将门、工商和文官青天以及赵宋皇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也正因为如此，由开封工商巨富实际控制的界河商市才能在大宋朝廷层面得到足够的支持。
因为界河商市的大权，实际上是被开封将门掌握的……至少在界河商市成立的初期就是这样的。
而武好古本人，实际上也是个候补的将门之祖——北宋将门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是不断可以有新鲜血液加入的。文官宰执的子孙是一个来源，立下大功的武官自然也是一个来源。
如果界河商市和马植在未来的“伐辽复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以武好古的钻营手段，谋到一个节度使的官位都是有可能的。
到时候，一个武家将门就能横空出世了！
不过了解后世历史发展的武好古，此时却另有一番盘算……
……
一连三日的秋风秋雨，把清州小城变得阴冷潮湿起来了……
黄河岸边停泊的商船，在风雨之中摇曳。清州小城低矮破旧的城墙，在雨中若隐若现。清州城中的馆驿、迎宾馆、酒楼、妓院高悬的秀旗也被雨水打湿后低垂下来。连往日熙熙攘攘的清州街市，都似乎被这冷到骨子里去的秋雨给冻结了，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武好古打着雨伞，和自己的女徒弟杜文玉一块儿走在又冷又湿的街道上。并没有走多远，便走进了和清州馆驿同在一条街上的小樊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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